“塑化剂危机”就在我们身边吗
时间：2015-08-20 10:41:12
来源：健康报
周颖课题组从2012年1月~2015年1月，应用整体采样、随机抽取的方法，在华东地区选择782名8岁~11岁学龄儿童进行检测。结果发现，这些随访儿童的尿液中含有9类邻苯二甲酸酯化合物的13种代谢产物。研究还显示，接近20%的儿童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暴露超过每日可耐受摄入量国际标准，而来自工业集中地区的儿童群体超标量达到36%，提示我国部分地区儿童存在邻苯二甲酸酯暴露相关的健康隐患。
相关专家表示，该研究首次有针对性地揭示了我国学龄儿童群体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的暴露情况，为明确我国儿童邻苯二甲酸酯暴露的有害效应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周颖表示，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国人群邻苯二甲酸酯的暴露途径及对健康的影响，并提出干预措施。
2011年的台湾塑化剂风波和2012年的白酒塑化剂事件，让塑化剂家喻户晓。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周颖团队日前发表的科研成果，首次针对华东地区学龄儿童群体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暴露情况进行了研究，再次把塑化剂跟健康联系起来。塑化剂从何而来？有何影响？我们该怎么办？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业内专家。
多数塑化剂尚难确定是否有毒
“毒过三聚氰胺”“影响儿童生长发育”“可致癌”“可影响男性生殖健康”……塑化剂可能导致的可怕后果，曾在历次涉“塑”报道中反复出现，公众对于塑化剂最为关注的问题无外乎它到底是什么，一旦超标会产生哪些不良影响。
据记者了解，塑化剂是一类化合物的统称。它们的化学全名冗长复杂，简称分别有DEHP、DBP、DCHP、BBP等。有媒体描述，某些塑化剂的分子结构类似荷尔蒙，被称为“环境荷尔蒙”，是台湾“环保署”列管的毒性化学物质。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介绍，这一类物质虽有统称，但毒理性质却各不相同。根据已知证据，以致死量、致突变性、致癌性等毒理学指标来评判，DEHP、DBP这两位塑化剂家庭成员被公认为有毒，在塑化剂队伍中位于毒性的第一梯队，其后的DCHP和BBP被认为有弱毒，其他几种化合物的毒性则在业内存在争议，尚无有力证据证明其有毒。
据悉，DEHP全称为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BP全称为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它们是使用最广泛和最常见的两个塑化剂品种。在对有毒物质管理最严格的欧洲，这两种物质已经被禁止用于奶瓶、玩具、童装等任何与婴幼儿、儿童相关的制品。我国和美国等国家则采取限量管理，目前在奶瓶等与婴幼儿或儿童相关的制品中还没有完全禁用。
资料显示，2013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曾对食品中的塑化剂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评估报告中的“危害识别”部分这样表述：“DEHP，有毒，经口可在胃肠道迅速吸收，对患者和工人的病例研究表明，DEHP也可通过吸入和肠外途径吸收。实验发现，DEHP对肝脏（肝肿大）、睾丸（生精小管萎缩）和肾脏（慢性渐进肾病）的影响最为明显。”
就致癌性而言，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的评定，DEHP的评级为2B，意味着它对人类致癌性证据不足，但是对实验动物致癌性证据充分；BBP的评级为3，表示现有证据还无法肯定也无法否定其有致癌性。其他塑化剂成员则并未“上榜”。
相关毒理专家指出，对于各种塑化剂的毒性，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在不同实验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当前对于塑化剂的毒性研究多来源于动物试验，特别是与人类亲缘关系较远的啮齿类动物，因此除最常见且确定有毒的DEHP和DBP之外，其他塑化剂对人类的毒性影响还有待确认。
区域环境暴露疑为超标主因
根据周颖等的研究结果推算，受调查者中有超过1/5的学龄儿童每日塑化剂暴露量超过健康指导值，而来自工业集中区的儿童甚至有超过1/3的样本“超标”。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频发的食品塑化剂超标事件让人们很容易率先联想到食品这条途径。但2013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公布的食品中塑化剂安全风险评估结果显示，我国全人群两种塑化剂（DEHP和DBP）的膳食摄入量分别只有相应每日耐受摄入量的4.73%和15.29%，这表明当前我国经食品途径摄入塑化剂导致的健康风险较低。
据承担该评估项目的一位专家介绍，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方法是对不同食物进行抽样检测，然后根据人们各种食物膳食摄入情况进行推算，得出总体塑化剂暴露量，相当于正推法。这一方法受采集样本和膳食摄入数据影响较大。而周颖团队通过检测孩子尿液中塑化剂代谢产物的剂量，“向上”推算他们的塑化剂暴露量，相当于逆推法。这种方法对样本采集、检测以及推算模型的要求较高。
这位专家认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针对的是全国的全人群，周颖团队的研究针对的是特定地区的儿童。而且2013年的塑化剂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采用的消费量数据主要来自《2002年全国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目前已公布的最新的膳食摄入量调查数据）。从2002年至今，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发生一定变化，食物消费模式、消费量与之前相比存在的差别具有不确定性，难免会给评估结果带来误差，因此不能完全排除食品途径的“贡献”。
另外一种可能性，则是食品确实不是塑化剂暴露的主要途径。这位专家认为，最新发表的研究成果显示，越靠近相关制造业地区的儿童，其塑化剂暴露量超标比例越高。因此，应高度怀疑区域环境暴露为主要途径，其中包括环境接触、呼吸和饮用水来源的暴露。
应再次启动风险评估
在塑化剂健康风险研究方面，此前我国科研人员大多瞄准了食品。此次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首次将研究对象对准了人群，特别是对有毒有害物质更为敏感的儿童。
一位毒理学专家告诉记者，类似研究国内很少，但国际上并不鲜见。大约从10年前开始，美国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在做人群营养状况调查时，就采集本地居民的血样和尿样进行监测，结果发现在美国人中普遍能检出塑化剂的代谢物。
此后，有不同研究团队根据该检测结果，开展5000例~1万例样本量的队列相关性研究，希望得到塑化剂暴露量与高血压、糖尿病及阿尔兹海默病发病的关系。结果发现，都有相关性，但又都无法证实是严格的因果关系。
这位毒理学专家认为，对于此次发表的儿童群体塑化剂暴露超标结果应科学看待，超标和导致群体健康危害不能完全划等号。但局部地区检测出如此高比例儿童暴露量超标，应该引起当地政府重视，疾控部门也应该介入，开展更详细和全面的流行病学调查，从空气、土壤、水、食品以及玩具等方面入手，找到暴露量超标的原因，并提出有效控制措施。
这位毒理学专家还建议，再次启动对食品中塑化剂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特别是对塑化剂相关产业密集区域开展详细调查，为具体防控措施和相关标准的制定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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